海地遊記：在我去海地之前，每個人都問我同一個問題

弗蘭茨迪·皮埃羅（Frantzdy Pierrot）在訓練後說了一句話。不是關於足球——雖然他是海地國家隊的前鋒，在法國的一家俱樂部踢球，是少數能在國際舞台上代表海地的人之一。他說：「每次我回海地，太子港機場的海關官員都認識我媽媽。不是因為足球——是因為她以前在航廈外面的街上賣香蕉蛋糕。」

我從那句話開始構建整趟旅程。不是因為這跟足球有關，而是因為它瞬間打開了進入海地的另一扇門：一個不是被旅行警告定義，而是被回家的記憶和日常韌性定義的國家。

海地位於加勒比海，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共享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它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近年來承受了政治動盪、幫派暴力和自然災害的疊加衝擊。大多數國家 2025 年對海地的旅行建議都歸結為同一句話：不要前往。但海地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奴隸起義建立的獨立共和國。這個國家在 1804 年，在拉費里埃城堡（Citadelle Laferrière）的石牆後面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兩百多年後，這座堡壘依然屹立。

抵達太子港（Port-au-Prince）並不美麗。入境大廳那台破舊的擴音系統爆發出康帕音樂（Kompa）——那種節奏將非洲鼓和加勒比旋律扭在一起，讓你的肩膀不由自主地晃動。兩個孩子擠過行李提領區的人群，要幫我拿行李——不是出於善意，而是希望得到小費。濕氣比外面的停機坪更令人窒息。坦白說：海地的第一印象並不浪漫。但我決定，我既不會美化，也不會扭曲——只記錄。

沿著海岸公路向北行駛，穿過灌木叢和偶爾出現的路邊市場，海地角（Cap-Haïtien）出現在地平線上。拉費里埃城堡——西半球最大的堡壘——蹲伏在海拔九百公尺處，像一頭石頭巨獸。通往它的山路陡峭到馬的喘息聲比鈴鐺還響。在山頂，我靠在兩百年歷史的石牆上喘氣，身旁的當地導遊說：「你知道嗎，這座堡壘從來沒有被攻擊過。它太大了，沒有人敢。」山腳下，孩子們在一片裸露的土地上踢足球。球場線是用海地國旗的紅藍兩色畫的——一座國家紀念碑和一場日常足球賽，壓縮在同一個畫面裡。這就是海地敘事最真實的節奏。

雅克梅勒（Jacmel）是一座由紙漿和顏料構成的城市——它的嘉年華面具是整個加勒比地區最精緻的藝術品，而製作它們的工匠大多住在沒有穩定供電的房子裡。一位面具師傅蹲在他的門口。他手中的面具半笑半吼——獅子的鬃毛變成人類的牙齒，鳥的羽毛融進非洲圖案。「嘉年華期間，每個人都戴面具，」他說。「但面具底下才是真正的海地。那裡面有恐懼，有憤怒，還有一種讓你跳到天亮的節奏。海地人從來不只戴一張面具。」我想起了維爾德-唐納德·格里爾（Wilde-Donald Guerrier）——那位海地國家隊邊鋒，從南部的波爾皮蒙（Port-à-Piment）一路走到歐洲足球場。他的人生軌跡就像一張雅克梅勒面具：一半苦難，一半讓世界不得不看的才華。

格里奧（Griot）——炸豬肉塊配上皮克利茲（pikliz），一種火辣的醃漬涼拌菜——從三個街區外就宣告了它的存在。擺攤的女人大約六十歲，腰間繫著一條褪色的圍裙，看到我在拍照，笑著往我的盤子裡多加了兩塊肉：「多吃點。你需要。」皮克利茲的辣度可以和任何亞洲辣椒醬相媲美——海地人用辣來對抗酷熱、貧窮，以及所有抱怨解決不了的事情。在格里奧的滋滋油聲中，在街角洩漏出來的康帕音樂中，在市場女人剝豆子的飛快手速中，我看到了一種只能用「韌性」這個詞來描述的東西。

在海地的最後一晚，我站在太子港一家旅館的陽台上，看著山丘上零星的燈光——不是路燈，而是蠟燭和煤油燈，是沒有電力的社區的日常標記。我想起旅行警告那些冰冷的語言——「高犯罪率」、「基礎設施不足」、「不要前往」。這些陳述在事實上沒有錯。但如果你只讀那些陳述，你不會知道海地人做出了加勒比地區最辣的醃漬涼拌菜。你不會知道拉費里埃城堡的石頭為什麼在兩百年後依然屹立。你不會知道為什麼皮埃羅的媽媽在機場航廈外面賣香蕉蛋糕，以及為什麼二十年後她的兒子會從國際球場上把海地的名字踢進世界的視線。

回到皮埃羅在採訪最後說的：「海地的國旗上寫著 L'Union Fait La Force——團結就是力量。小時候我不懂。現在，每次穿上國家隊球衣，我都會想起我媽媽在街上賣麵包。那不是放棄。那是海地人的方式——當公車不來的時候，你就自己擺攤。」